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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產業政策研究筆記:協調經濟

      第一篇 | 密涅瓦的鴟鵂在薄暮中起飛

      第九章 協調經濟

      異色官僚佐橋茲

      在小說《官僚們的夏天》中,風越信吾的原型是佐橋滋,曾任通商產業省次官。牧順三的原型是兩角良彥,也擔任過通商產業省次官。

      佐橋茲的時代是統制派經濟的巔峰,他的性格和信仰造就了日本政府對于企業的強勢領導,但也因此,他在任時的政策方針常常為企業家們所詬病。通產省一部分官員認為,他是抵御美國經濟入侵的英雄。他所在的時代正是經濟逐漸騰飛,面對即將到來的貿易自由化外國資本的入侵,最大施展官僚政策和影響力的時代,他成了時代的標志,也成了那個時代的尾聲。

      佐橋滋是典型的克里斯馬似的人物,對目標堅持,有超強的控制欲,以及很強的事業心。

      1922年,韋伯在《經濟與社會》里提出了三種權威的類型,分別是傳統型權威、法理型權威和克里斯瑪型權威。

      長老制、家長制、世襲制,都屬于傳統型權威,傳統型權威的基礎是對統治者權威的肯定,核心是宗法家長制,依靠宗法關系、血緣關系來維持服從的關系,統治者有“特權”。

      法理型權威也叫作理性的統治。全部行政管理手段,不管是交通規則,學校的考試制度或者是稅法的章程,都包含著對人的統治,每個人就是組織中的一員,服從組織的權威。

      克里斯瑪型權威,實際上是一種領袖的魅力統治,韋伯認為:“‘克里斯瑪’,這個字眼在此用來表示某種人格特質。某些人因具有這個特質而被認為是超凡的,稟賦著超自然以及超人的,或至少是特殊的力量或品質。這是普通人所不通具有的,它們具有神圣或至少表率的特性。某些人因具有這種特質而被視為‘領袖’”。

      韋伯認為,克里斯瑪型人物往往出現在社會動蕩時期。當出現社會危機的時候,人們就會期待英雄的出現,來帶領他們走出困境。這種強烈的欲望,導致這個社會一旦出現了一位能力出眾的人,并且,這個人憑借自身特殊的能力和氣質,帶領大家打破了危機,那么,人們就會對這樣的人物產生瘋狂的崇拜和迷信,甚至人們的價值觀和行為模式也會發生徹底的改變。

      韋伯還指出,有著超凡魅力的克里斯瑪型權威擁有一種強大的改革力量,但要想維持社會的穩定和有序,不能簡單地依靠個人魅力,還需要更多的理性制度的建設、法律規范的章程。

      佐橋滋出身于岐阜縣一個普通的家庭,1933年考入東大法學系,大四時候通過公務員考試。當時大藏省向他搖起橄欖枝,但他認為今后國家對于經濟的指導會讓他的能力得到最大的發揮,所以還是選擇了商工。ㄍóa省前身)。

      1946年佐橋茲開始擔任總務局勞動課課長(相當于處級)。1949年為了統合商工省和貿易廳的經濟領導和資源分配問題,吉田茂政府將商工省與貿易廳合并,貿易廳并入商工省,商工省改組為通商產業省。

      吉田茂為控制通產省,曾擬定以其親信白洲次郎擔任第一任次官,但是因商工省派系的反對被迫妥協。白洲曾經擔任報社記者,1937年成為日本水產協會(后來的日本水產協會)理事,結識了駐英國大使吉田茂,白洲成為近衛文麿公爵的智囊之一,白洲也因此與吉田、近衛等人保持了密切的私交。

      商工省提名山本高行擔任次官(經濟統制派),而白洲次郎支持的永山時雄擔任大臣官房長(負責人事),在他的控制下,通商局局長都由外務省系官員擔任,成了通產省的核心,當時被稱為“永山天皇”。1951年作為統制派經濟代表人物擔任棉業課長的佐橋滋與領導就貿易政策問題發生沖突,被外調到了仙臺。

      隨著白洲次郎離開政壇,永山時雄退休,1952年佐橋滋被調回通產省擔任石炭局炭政課課長兼調整課課長,通商省重回統制派官僚手里。佐橋滋由于能力出色,時任次官的平井富三郎提拔佐橋滋為官房秘書課課長,掌握課級(相當于處級)以下人事的調配。比較符合他統制派的立場的官僚則被其安排在重要崗位,比如三宅幸夫,川原英之等,從而形成了佐橋派。

      1957年在石原武夫作為次官即將退休之際,佐橋滋升職為重工業局次長,1960年任局長(正廳級)。在任期間他仍然以對國內企業強制計劃引導,反對外資入侵思想為主導制定產業政策方案。

      從佐橋滋的角度來看,日本產業化還很薄弱,無法應對自由市場開放后歐美企業的沖擊,從岸信介到椎名悅三郎,內閣及自民黨內部的經濟政策是國內保護主義和行政指導,在實際政策實行和運用方面的代表人物正是佐橋滋,通產省靈活解釋和運用法規政策等條款限制外商,比如入股不能超過50%,限制外國股東投票權,限制外資收購國內企業等。五六十年代計算機剛剛起步,美國IBM處于絕對領先地位,日本也想借著這股潮流發展自己的計算機產業。日本計算機產業基本為零,而專利技術全部都在IBM手里。一方面通產省的佐橋滋要求IBM開放專利,并將日本企業使用的專利的費率壓低到價格的5%,并威脅如果不照辦會想盡各種辦法不讓IBM在日本賣電腦,另一方面,對國內購買計算機企業進行勸說和施加壓力,要求國內企業購買性能差并且貴的國內制作的電腦,來抵消IBM的技術優勢,提高本土計算機發展的水平。結果可想而知,遭到了不少企業的咒罵。

      佐橋茲1961年擔任企業局局長,企業局主要是對整個產業進行調查分析,并制定產業政策。這期間最有名的一件是丸善石油公司事件。丸善石油主要從事進口石油加工銷售,與美國的優尼科存在商務往來。由于經營不善,丸善向優尼科借了一筆巨款,要求通商省按照外資法案的規定批準這筆貸款。作為一家私人企業,本應對公司經營負全部責任,但佐橋滋認為石油產業是國家命脈,一旦企業無法償付貸款,有被外資吞而失去市場的可能,因此果斷拒絕了貸款的注入。當時的社長和田完二也不是一般人,在大阪政商界有很大的影響力,他動用政治力量向通產省施壓,但佐橋滋依然不為所動。最終,為挽救丸善石油,佐橋滋提議組成五人委員會與優尼科談判貸款條件,確保公司不被控制,該委員會要求和田完二對經營不善負有責任,必須辭去社長職務,之后由三和銀行派出人員擔任社長。從此大阪商界代表的國會議員指控佐橋滋飛揚跋扈把地方的商界領袖隨便變更。

      隨著日本經濟的騰飛,對外擴張貿易,為應對即將到來的對外開放,抵御外資對于國內企業的吞并,在自由化即將到來之際,佐橋茲將在法國大使館工作的兩角良彥召了回來,擔任企業局企業一課課長,希望借助他對于歐洲法國的產業了解,建立一整套法律來防止美國企業的收購并且增強企業的發展。這個法案定名為特定產業振興臨時措置法。佐橋滋想通過這個法案改變中小企業眾多,實力不足,產業內部各企業間競爭激烈的局面,由通產省根據國內外發展要求進行指導,聯合銀行將優質小企業整合成一個大型公司集團,在每個領域都能形成幾家大型企業集團,應對國外企業的競爭,將不適合發展企業,轉移產業方向,從而避免內部惡性競爭。

      但是這個法案除了通產省的佐橋滋一派之外,自上而下無人同意。就權利關系而言,通產省的法案剝奪了多方的權利。企業被迫接受整合甚至改變方向,這本來是通過行政指導,現在如果成為一個法案,將完全剝奪企業自主權;大藏省控制著銀行體系,如果這個法案一旦通過,將會面對通產省要求下,銀行被迫要給予指定企業融資的要求,這是對大藏省是權利侵犯;公正交易委員會對于商界的壟斷進行嚴格控制,避免出現戰前的幾大財閥控制產業經濟的局面,絕不允許通過行政干預,造成產業內部形成巨頭的情況。

      結果這個法案,在提交三次議會審議后不了了之,成為廢案。

      在岸信介內閣解散前,規定了日本要逐步開放市場。之后池田勇人內閣繼續推進經濟自由化政策,要在1963年開放80%的商品。通商省內也逐步形成了一批國際貿易派官僚,這些官僚大多數都是在國外大使館工作過或是在省內擔任國際貿易的官僚。其中對于佐橋滋來說威脅最大的就是同期的今井善衛。正如之前所說,由于官員眾多,無法保證每一屆都能有人擔任次官,因此一般情況下是不可能出現兩任次官是同一屆的官員。今井成為了唯一對手。

      今井善衛能力出眾,自身無論從政治資源還是經濟實力都在省內首屈一指從課長到局長,在升遷道路上一直領先于佐橋滋。雖然對于產業眼光比較長遠,但當時的很多的想法不為通產省內官員所了解,甚至部下也無法完全理解。佐橋滋強勢外向,已然成為了通產省的看板,同時通產省的氛圍仍然是計劃指導為主,次官以及官房長都支持佐橋滋擔任下任次官,今井善衛于1962年被調離省內,去擔任特許廳長官,等于退居二線。

      1963年,福田一擔任通產省大臣,過去的通產省大臣如岸信介、池田勇人、佐藤榮作等,在戰前就實際參與各省的工作,對于具體省內事物還算了解。福田一屬于現代政治家,基本上是靠選舉人脈選任上來,對于省內工作并不了解。1963年中旬,松尾金蔵即將退休,按照慣例向大臣提名佐橋滋擔任下任次官。但最終結果卻是福田一直接干預官僚人事,將下任次官指定給今井善衛。他說了一些表面上的理由,比如佐橋滋在商界的口碑不好,未來需要服務型政府,佐橋滋過于強勢等原因。但實際上是因為佐藤榮作與佐橋滋走的過近,為了打擊佐藤、池田勇人和大野派的福田一直接破壞了慣例。

      當時這件事震動了整個朝野,完全打破了官僚與政治家的分界線。通商省內佐橋派幾乎停止工作,思考對策。佐橋滋也坦言不會向以往那樣同屆擔任次官后宣告退休,將繼續工作。前次官和官房長也提出了強烈的反對,這次的任命完全是政治家單方面任命,并沒在省內取得諒解。最終由黨內元老椎名悅三郎調解,最后定下今井善衛擔任一年次官后退休,由佐橋滋繼任次官,這次風波才得到了平息。

      在次官時期佐橋滋仍不改自己的執拗性格,堅持對企業加強行政指導,又被稱為通產省的暴君。其中發生了有名的住友金屬事件。佐橋滋任次官之時,日本因前期投資過熱經濟正在衰退。1965年,住友金屬在經濟最差之時在和歌山建設四號高爐。經濟低谷期,所有商品價格都在下降,此時進行投資,可以積累后發優勢,在經濟上升期加大產出。這時,通產省為降低企業負擔要求所有企業減產,防止價格下滑,減產的標準即當時各企業的實際市場占有率。對此,住友金屬的社長日向方齊提出了反對意見,他認為雖然可以減產,但反對按照過去的減產標準施行。因為自己的高爐即將完工,并且作為新式高爐,產量會更高,如果按照過去的市場占有率減產,對于投資的企業來說非常不利,而且住金作為唯一完成出口配額的公司,通產省完全沒有考慮國外市場的問題,認為通產省完全偏袒有通產省官員的企業。他曾當著記者的面故意問“三木(此時通產省大臣為三木武夫)和佐橋到底誰是通產大臣”。之后,這成了報紙標題“佐橋大臣,三木次官”。面對通產省的權威,日向大膽地提出反對,在業界贏得了一片好評,但同時也意味著同通產省宣戰。佐橋回應道,如果堅持下去,通產省將援引進口貿易管理令,將在未來分配給住友金屬最低標準的煤炭。最后這個事件,以日向妥協而告終。

      可以說佐橋滋是繼承岸信介-椎名悅三郎經濟統制路線的代表人物,他某種程度上代表了那個時代經濟官員對于產業政策認知,就是加強對企業的整合和實施計劃指導,來培育國內企業的發展。這種做法在今天看來存在很多問題,比如他的產業政策與在一線的企業相比永遠是滯后的,并非每次制定的產業政策就一定適合該企業,比如本田從摩托車要進軍到汽車產業時,通產省就試圖阻止過。政府的計劃指導,還會滋生腐敗。佐橋滋很多的政策,都存在這些問題,但是這些問題并不應完全歸咎于他自身,這里有時代的局限,在他退休后,隨著日本開放了市場,很快通產省逐漸被國家派官僚所占據開啟了新的時代。不可否認的是他用他的個人魅力和意志支撐了當時的企業政策和行政指導,也確實一定上保護和推動國內企業的發展。最后兩袖清風離開官場,成為了那個時代的傳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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